【明報專訊】九月的大學校園，本應遍佈身穿彩色「Ocamp」T恤的大學，在疫情下，現在卻是空蕩蕩。對比之下，美國甫開學就有多間大學爆發疫情，因為學生派對照開，難怪人們愈來愈覺得，促成這次疫症大流行的不是醫學問題，而是文化問題。
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講座教授陳錦榮（John Nguyet Erni）分析道，民主固然是各國抗疫成功與否的關鍵，因為會直接影響資訊流通和政府應對方式，不過亦必須承認，有人會濫用自由。
但更叫他關注的，是疫情再次印證當一個國家長期漠視貧窮、長者、移民與少數族裔等社會不公問題，將招致在大型危機中身陷泥濘的結果，新加坡的外勞爆疫是血淋淋的例子。至於香港，雖暫時未見基層成疫情重災區的情况，「我們應該要出事㗎，但因為我們出現過SARS，加上我們比較乖」，正因為這種乖，陳錦榮相信香港很難出現巨型的社會改變。
疫症下各國面對的共同課題
陳錦榮開宗明義表示，這次疫症的討論主題不在科學或公共衛生，而是人文與文化，浸大為此舉行大型研討會，「想法源於副校長（研究及拓展）郭毅可，他說作為科學家，這場疫症很大的啟示，是在科學領域上幾乎沒有爭拗，全球共識十分一致，共同目標就是出產一個疫苗，其他藥物大家配合去做。但在科學以外，在社會文化，甚至在哲學上，世界上有好多分歧」。
研討會定於本月十五和十六日舉行，題為「疫情以外：新冠肺炎的文化剖析」，透過網絡連繫多國專家溝通交流，從文化層面上尋求解決新冠疫情危機的方法。翻開研討會時間表，由早上九時到翌日午夜十二時密密麻麻的討論環節，陳錦榮作為策劃人，他解釋因為要配合各地專家的時差。研討會有四大議題，第一個談論疫情中的生與死，到底在不同國家，人命是什麼。「籠統而言，西方社會對於治療一些年紀大的、受感染病人的看法或態度，令他（郭毅可）感覺很不舒服，有點覺得西方社會似乎從經濟角度來看這些年紀大的人，我們應不應該救呢？對於生存、對於自然死亡、或是因為新冠肺炎而死的想法，比較於亞洲人社會或者中國人社會的想法應當不同。」
疫症改變空間設計
陳錦榮認為無論是在避忌死亡的中國人社會，以至是部分會為死亡慶祝的西方國家，在疫情之中兩頭極端中間還是有一個需要面臨的共同課題——痛苦，而這次痛苦將形成人文學科的重大轉捩點。他預期在空間設計的硬件上，以及人與人關係的軟件上，均會在短時間內迎來重大改變，譬如醫院的ICU（深切治療部）或隔離病房中間增建玻璃牆；辦公室、餐廳、戲院、家居大規模使用透明式隔離方法，亦有人已重新思考飛機座位設計，在維持社交距離之下，容許人性化的改變。就如同二○○八年經歷金融海嘯之後，香港銀行分行進行改裝、增加獨立房間，以應付監管機構要求銀行職員在銷售投資產品時，需要為客戶做足風險評估及在確認交易時錄音。不論改變是好或壞，人類終將適應。
不少人認同相比其他國家，香港疫情控制得非常好，除了因為港人自律，亦因為香港醫療體系與隔離檢測措施的優良系統，但同時亦被詬病缺乏人性。最近有確診者女兒哭訴在駿洋邨檢疫的最後一天，因職員不允許提早離營，錯失見爸爸最後一面。如何平衡抗疫措施的鬆緊？陳錦榮說並不容易，台灣是很特殊的例子，因為台灣政府在疫情之初已經掌握情况和推動正確政策，同時台灣人與香港人一樣，二○○三年經歷SARS一役，防疫精神早就植入社會DNA之中，因此台灣人亦很願意配合佩戴口罩和抗疫措施。
他又指出，新西蘭亦是另一個處理疫情手法備受讚賞的國家，關鍵在於政府很早就果斷實施封關，並向社會釋出正面信息，告知全國五百萬市民同屬一條村，令國民願意攜手抗疫，「但新西蘭人口密度不是太高，而這個疫症是和人口密度高又好有關係」。
民主政制與抗疫
綜觀而言，陳錦榮相信各國抗疫表現之差異，在於政府有否戰略性地集中處理疫情、有否向社會釋出正面信息和人口密度三個方面，而前兩者都關乎民主政制。「民主對於疫情控制，一定有幫助，包括資訊流通對於公共衛生控制十分緊要，遲一日和一星期公布消息是不是差好遠？所以這亦是為什麼人們說武漢最早期所出現的問題，就是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下，好多資訊不透明、資訊流動得不快和不順。」
但同樣在民主國家，美國似乎走向另一個極端，不少香港人都不理解為何始終有美國人不相信新冠肺炎疫情的存在，亦不相信戴口罩有用。在回港教書前，曾在美國生活二十年的陳錦榮說，他對此並不驚訝，「我認為某些美國地區的人的情操就是這樣，有些人真的自我主義得十分緊要。所以他們不會認同原來我戴口罩不是為了保護我，是保護你呀？反而香港在SARS後已有好根深柢固的想法，戴口罩是為人為己」。不過，他亦提醒有時香港媒體與網上資訊無限放大，描繪這種極端的看法，據他向美國朋友了解，相信不認同戴口罩這種歪理的人普遍教育程度不高，而且部分有反華情緒，固然亦另有一批是因為年輕而有恃無恐的大學生，但到底他們代表多少美國人的看法？則無從掌握。
因此，民主固然是抗疫關鍵，但他亦強調要清楚知道民主的內在亦存在矛盾，民主一方面締造熱愛自由的社會，另一方面也有人會濫用這種自由的空間，如部分美國人認為要他戴口罩、和家人分離、不開派對，是對其人生的剝奪，如美國得州、阿拉巴馬州等地都曾有大學生舉辦「新冠病毒派對」，鬥快感染病毒，「對於我來說這些是膚淺的想法，但某些政府，例如美國政府這個總統大膽鼓勵這種濫用自由的想法，是不負責任的，台灣的民主不會這樣」。他認為，因為台灣和香港一樣經歷過SARS，信任政府和醫療團隊，因此在公共衛生層面上，台灣人不會濫用所謂的「自由」。
疫症揭示人權問題
陳錦榮的辦公室不大，中間放了深棕色弧形電腦桌，零碎物件整齊收納，沒任何雜物，左側是一列放滿人權書籍的高櫃。談到疫情，陳錦榮總是回到人權問題。記者不明所以，他闡釋新加坡就是絕佳例子。
直至八月底，新加坡錄得逾五萬六千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，大部分確診者是外籍勞工。其中，疫情重災區是榜鵝S11外勞宿舍，錄得逾二千八百宗確診，揭示了當地外勞在擠迫的環境中生活的問題。「外勞一直被新加坡政府忽略，他們長期付出，做着最低層、新加坡人不願做的事情，幫你建立整個國家，但幾十年來生存空間一直惡劣。當講到不同國家的抗疫，我會形容大家都坐在不同的船，經歷同一個風暴。船隻的質地很關鍵，如果本身已經千瘡百孔又漏水，即是我們對老人家、對窮人、對移民、對少數族裔的關懷不夠的時候，一病發，最受害的就是他們，就是窮人好慘囉。」
陳錦榮直言香港的老人院、劏房沒有出現大規模感染是奇蹟，至今只有小型問題出現在外傭於工作開始前共住的地方，歸功於香港人的乖順，願意服從港府強制隔離檢測的公共衛生措施。
一個修正社會問題的機會
但我們同時需要承認，無比尖酸的真實現况，是「針唔拮到肉唔知痛」，正因為其他國家遭受疫情一記重擊，才迫不得已處理社會問題，正因為香港疫情相對受控，反倒會白白錯失今次契機。
「在疫情這件事上，見到人民如此守規矩地聽話，一強制就（得到）配合的時候，他們（政府）對於公共衛生下不同階層的對待，更加不會着手去處理。所以政府在如此強烈的（反修例運動）訴求下，在如此亂糟糟的情况下都不讓步半寸的話，在這些事情（解決社會問題）上更加不會，可能更相反地覺得沾沾自喜。不出奇的，加上在香港，我們的確有很先進的醫學科學家，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和結論獲世界參考，政府更覺得香港人某些東西比其他國家先進。」
香港難出現巨型社會改變
陳錦榮說相信香港很難出現巨型的社會改變，如果將疫情和去年反修例運動作比較，運動所帶來的核心意義是有些事情政府長期忽略不顧，市民不可以再繼續沉默接受，因此要發聲；但其實發聲是告訴政府，希望他改變，但奈何政府沒作出任何改變，反而「企得更硬」，而當國安法生效後，現在於香港提出改變的聲音亦愈來愈危險，抗衡的聲音亦變得難以在香港扎根。「但都有人會好開心，就是那些建制，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，這些人在香港是不少的，而且他們是掌權的。」
以智慧堅守大學自由空間
但黑暗中還是會有光，他說當這個社會的自由空間正在萎縮，大學這個自由的空間還是要守，而且能守。「大學在香港來說是privileged（優越）的，當社會每個人都在想要如何生存，大學是沒有這種生存問題的，我們都停擺，但不會失業，外國都會向大學開刀，但我估計香港在可見將來都不會因為經濟下滑，而向大學開刀。」所以他不會放棄，但強調要有智慧地守。「未來香港情况是嚴峻了，但就像疫情，我們人是會adapt（適應），知識分子都會適應，不是說要妥協什麼，而是順應這些改變，在自己的教學中尋找一些依然存在的自由空間，然後繼續經營。」他仍然相信即使是港獨等敏感議題，以探索和學術方式研究，而不附帶行動是不會犯法。
訪問轉眼兩個半小時，臨別前他說：「我比較擔心的是學生啫。」他擔心在疫情之中，人與人之間存在距離感，而此時的學生正正是需要更多支援、更多老師關心的時候。「我覺得大學高層需要好深入去傾，我們人文學科、藝術老師都應該去傾，建一個支援制度。」
長於香港，但仍是外人
訪問陳錦榮，總好像不應該略過他的外表和裝扮。梳得貼服的頭髮、米褐色短襯衣配以米色球鞋。陳錦榮皮膚黝黑，左手手臂紋有曼陀羅圖案，手戴佛珠串，記者總覺得他氣質有點像郭富城。在浸大，沒有人叫他陳教授，都稱他為Professor Erni。他父親是有西班牙血統的菲律賓人，母親是有中國血統的越南人，父母在越南相識相愛並誕下他和另外五兄弟姊妹。不久越戰爆發，全家移民到香港，他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香港度過。他直言父母選擇移居香港純粹因為貪玩和熱愛自由：「在一九五○、六○年代，香港是整個亞洲中最現代的城市，粵語長片中女明星穿旗袍、好窄的短裙和高跟鞋，而現代化象徵自由。」
小時候就想做老師？他聽到問題後不禁大笑：「我有變態的事分享。」原來他約六、七歲時，已經會要求鄰居的小朋友來他家坐好聽他教書，「真的是說上堂學到的ABC和加減乘除，會問1+2等於咩呀？」他自小就有種本領，專注力極高，可以旁若無人地讀書。
外人身分是優勢
一九八四年他得到全額獎學金獨自到美國讀書，直至二十年前獲邀到香港城大做訪問教授。多年來他一直專注香港的少數族裔研究，或多或少是因為自己的血統，令他自覺身處何地都是外人，「香港其實是嚴重歧視外人的地方，尤其是南亞裔。我exactly是南亞裔啦，但我不是那種南亞裔，所以經驗不同，有時好慶幸我父母和家庭好着重教育，而教育帶來的轉變是別人對你的觀點會好不同」。
他一直相信外人是一種優勢，因為人們會不期然會對你產生好奇，當然自己亦要爭氣，他就是一個對自己很有要求的人，在美國教書時要說比當地人更流利的英語，在香港時堅持不說中英夾雜的廣東話，而更重要的在於心態，「你要活出你的不同，而且覺得好快樂」。
文 // 彭麗芳
圖 // 楊柏賢、資料圖片
編輯 // 王翠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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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ptember 06, 2020 at 03:39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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